日本《行政程序法》第一章总则规定了目的、定义、适用范围等内容，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规定了对申请所为的处分、不利益处分、行政指导、申报的程序，基本按照行政行为的种类规定了相应的程序。

{16}文中选取了全国模范法官尚秀云、宋鱼水、葛建萍的办案经验作为例证，详细地诠释了何谓有高度责任感的法官。{19}(P80)那么，我们必须追问，那种方乐所描述的并不是在建构内部一致性的法律秩序和法律规则体系上用力的，而是在理顺关系、权衡利益、评估得失、摆平事件上下工夫……并表现出一种操弄于官僚制之下、避重就轻地司法运作逻辑{20}的实用主义法官群像，当他们心领神会于程序法与实体法约束的双重软化时，其行为边界究竟何在？3．行为边界基于实用主义的内在逻辑，利用既定规则为法官的策略行为设定刚性约束似乎是一个无法破解的悖论。

实体法的约束软化则主要因为调解是一种更侧重于结果导向的纠纷解决方式，其正当性并非源于它是否符合实体法上某一具体规定，而是来源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30}有鉴于此，在已经有调解前置程序为后续审判提供案件分流和制度缓冲的前提下，在审判的场域决然拒绝调解的纠结和暖昧—当判则判—无疑是不甘于被调解标签化或是被其他有同质化趋向之机构所替代的司法进行自我识别和确认的重要权力技术。{10}更糟糕的是，权力导向下改革形成的是利益博弈不充分、权利义务配置畸轻畸重的制度方案，旧的诉讼生态被破坏，新的均衡却没能及时建立起来。{23}在这些例子中，法官不再是超然于纠纷之外，而是内化于纠纷之中了。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祝铭山警告说，如果不解决积案问题，就会影响人民法院审判职能的发挥，损害人民法院的威信，损害国家法制的形象。

参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厦门大学法学院联合课题组：《关于思明区人民法院落实司法为民措施的调研报告》，《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8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2页。{6}(P43-45)危机酝酿着改革的契机，诉讼体制转型成为理论和实践部门的高度共识。WTO规则对中国行政法影响的研究，继续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

此外，《行政法学研究》两年中发表文章共约160篇，没有统计在内。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举办的行政诉讼法修改研讨会（2005/5）、物权法中的行政法问题研讨会（2005/9）和中美行政立法与公共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研讨会（2006/7）。[37]张树义主编的《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研究: 以行政裁决为中心》，系统地探讨了行政裁决问题。[56]例如，何兵《行政法案例研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还有一些文章探讨了行政程序的问题。[7]这说明，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中国行政法教科书在体系上已经比较成熟和稳定。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实践已有很大发展，但行政法学界对此始终缺乏足够的关注。[72]虽然法学从根本上是一门规范的学科，但一批数量的实证研究无疑有助于对法律实施状况的科学评估，从而推动法律的进步。在一些学科交叉领域，还没能与其他学科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罗豪才、宋功德《认真对待软法：公域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中国实践》，《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政府规制理论为现代行政法学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有助于革新传统行政法的概念架构和学理体系，建立起对真实世界行政过程有解释力的现代行政法学体系。就现有的软法研究来说，似乎还要阐明，未来的行政法学如何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重构其范畴和体系？我们所希望的行政法治如何在软硬兼施中得以实现？ 公共利益是行政法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一个永久难题。张向英《传播净化法案：美国对色情网站的控制模式》，《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例如，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后，戚建刚对我国环境应急机制弊端的讨论[60]。

第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在学术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上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继翁岳生主编的《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之后，台湾学者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增订8版）也于2005年在中国大陆出版。

还有一些行政法学者对《行政复议法》等其他拟议制定或者修改的法律进行了讨论。它的提出对传统上以硬法为中心的行政法研究范畴和框架，构成一个巨大的冲击。

【关键词】行政法学 研究状况行政法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但正在快速发展之中。[69]杨建顺《国家科研项目监理的法学研究》，《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74]这几篇带有法社会学方法的文章，着力于解释为什么而不是讨论应当如何，也值得今后研究中借鉴。[16]邓正来批评，中国的法学研究没有提供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64]另有文章讨论了我国彩票业的管制问题[65]，出租车数量管制模式问题[66]，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和政府管制问题[67]，大学专业课程设置与政府管制[68]，国家科研项目的监理问题[69]。这些著作的出版，不但有助于对台湾地区行政法的了解，也有助于行政法学的比较和借鉴。

这套丛书对当代中国行政法学的历史和文献作了全面梳理，为今后的行政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26]叶必丰《行政行为的分类：概念重构抑或正本清源》，《政法论坛》2005年第5期。

相对年轻的行政法学开始呈现出一幅新的面相。[32]论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我国并不存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虽然存在着事实上的特别权力关系），也不应当把已经没落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作为法治建设的一个基础。

比较行政法 中国当代行政法学研究素来重视对域外行政法的借鉴。在执法过程中政府过分迷信强制和制裁力量而忽视了所有参与者制度性的相互学习，故加剧了规则表达和规则实践之间的背反。

总的来说，学术界对它们的研究并不多见[47]，相关的立法研究和法律释义主要是由实务部门的专家进行。[38]当前，《行政程序法》的研究起草已被列入议事日程，《行政强制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进入审议阶段，《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也面临修订。进入 应松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行政法学 。[65]朱新力、唐明良《政府对彩票业的法律规制：问题、成因及和谐社会理念下的制度面应对》，《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2期。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先后成立了中国行政法研究所和比较行政法研究所，并分别举行了研讨会。在体系结构上，多数教科书分为导论、行政组织、行政行为和行政救济（行政监督）4编。

[30]另有两篇文章讨论了裁量基准的问题。应松年主编的《当代中国行政法》集合了40位作者，篇幅达211万字，是迄今国内规模最大的行政法学著作

从整体讲应当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各级政府机构和国有的企业、事业单位。英国于2000年11月底通过的5信息公开法6规定了信息公开的适用机关为：包括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议会上院下院、医疗机构及国有公司。

(4)信息如披露可能会危害他人的生命或人身安全。(二)平等原则 政府信息具有公共财产的性质，人人享有平等获取的权利。这类信息如被披露会令我国的国防受到伤害或损害，危及到国家安全。(3)其他法律明确规定不得公开的信息。

但根据法律规定或者依惯例公开、预定公开的，或者为了保护人身安全、健康、生活或财产而有必要公开的，或者为公务员履行职责所需的信息，即使是个人信息仍能公开。审查会具有强有力的调查权，可以直接要求不服申诉人等提交意见书或有关资料，要求有关人员陈述或鉴定其所知事实，并可要求咨询厅按照审查会制定的方法分类、整理决定公开的有关资料。

七、政府信息公开的救济制度 如果没有相关的、比较完善的救济制度，尽管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法》，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也很难真正施行。司法救济一般被认为是最具有权威和最公正的救济途径，真正实行法治的国家一般都将法院的裁判作为最终裁判。

该9名委员从品质优秀的政府高级官员、大学校长、著名学者等人中选任，经两议院同意，由内阁总理大臣任命。美国《信息自由法》第2款明确规定了九项豁免条款(Exemptions)，这九项豁免公开的政府信息分别为：(1)国防和外交政策的某些文件。